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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教和福利国家:此消彼长的竞争
发布日期:2019-08-13 03:1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政府福利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金融市场和教会保障的替代,也就是说,既然逆向选择等问题,使金融市场那么难发展,而宗教保障的范围又有限,并且也有逆向选择和搭便车问题,那好,就由政府利用行政权力,强制各个公民都参与社保等福利项目,由政府代替金融市场、代替教会给老百姓提供风险保障。

  既然政府福利听起来这么好,那为什么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搞完全的福利国家呢?有了政府福利之后,金融市场和教会是否会被挤掉呢?即使在今天的美国,老百姓的消费中,教会提供了40%左右的保险作用,如果政府福利增加,是不是宗教的保险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呢?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话题。

  针对这些问题,有两组数据可以对比一下。一方面,虽然基督教以前在欧洲,后来才到美国,但是,在今天,欧洲的许多教堂被废弃,或者转变为商店,或者转变为迪斯科舞厅,而在美国,教会的力量那么强大,到目前还没有哪个候选人说他不信基督教但还选上总统的。纽约大学Stasavage教授和耶鲁大学Scheve教授在2006年发表的研究中,有一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,就是问不同国家的人“上帝在你的生活中多重要?”,并要求在1到10之间打分,1表示最不重要而10表示最重要:打分越高,说明宗教信仰越重要,信得越虔诚。结果,美国人宗教信仰最虔诚,平均分数为8.5,而传统的西欧社会要低很多,比如德国、挪威、法国、英国、荷兰,分数不到5,丹麦和瑞典最低,只有4分,说明欧洲人对待宗教远不如美国人认真。

  另一方面,我们都只知道欧洲,尤其北欧多是福利国家,包括政府社保、医疗保障、失业保障等,应有尽有,但美国的政府福利没那么多。在1990-1998年间,美国每年的福利开支平均是GDP的6%,而瑞典平均每年花GDP的23%在福利上,法国、荷兰、比利时花大约20%,英国、德国、丹麦和挪威在15-16%之间。发达国家之间的政府福利差别真的很大!

  这些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这两组数据之间有必然联系吗?在Stasav-age教授他们于2006年发表的研究(ReligionandPreferencesforSocialIn-surance)中,他们借助22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做了详尽分析,发现各国的福利开支跟宗教信仰虔诚度是显著的负相关:信教虔诚度低的国家,福利开支占GDP之比就高;或者说,福利开支越高的国家里,人们信教的程度就越弱。

  他们的分析当然证实了信教和政府福利之间的替代关系,有了教会的支持就可以减少对政府的依赖,而如果政府福利支持很多,就不需要教会的帮助,信教虔诚度就降低了。这个很好理解,跟我们之前谈过的一致。

  可是,让孙挺纳闷的是,美国和英国、荷兰、德国虽然金融发达程度有差别,但是到今天,在这些发达国家,金融产品,尤其保险类产品都很丰富,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不是靠金融市场解决未来生活风险就可以了吗,怎么还要么需要政府,要么需要教会的支持呢?

  挑战在于,金融产品是很多,但是,在目前的金融发达程度下,你必须有足够高的收入,否则,你就没法用现有金融产品解决好各种未来生活与工作风险。正如我们之前说到的,在美国,高收入群体中信教的人数占比低,他们从宗教得到的保险效果也低,而政府福利对他们来说不足以感到痛痒,但是,越是收入低的群体,他们越需要教会带来的保障。也就是说,政府福利和宗教保障所服务的群体主要集中在低收入人群,因此,政府与教会之间的竞争也主要集中在这个群体上。

 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,今天最反对大政府的不是市场派经济学家,而是宗教领袖。或许是美国的教会领袖们看到,之所以西欧的教会影响力每况愈下,就是因为那里的福利国家体制把穷人的需要都解决了,教会的保险价值被取代了,就不再有那么多人想去教堂了,因此,为了保住教会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,宗教领袖们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反对“大政府”、反对政府福利,让大量美国人继续依赖教会。于是,尽管当初是基督教排斥“用钱赚钱”的金融市场,但如今,反而是教会人士呼吁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  2003年美国三位神学理论家(Fernandes,Purcell和Wiesinger)出版了一本关于上帝与政府之关系的著作《上帝、政府和通往之路:关于政府与道德的基督教立场》,其中说到,“《圣经》反对大政府。人类政府的角色是有限的——它不是我们面对的所有问题的万能解。当政府尝试解决人类面对的每个问题时,政府就是在想法取代上帝。指望政府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(贫困、医疗、教育等等),那只能是偶像崇拜(拜错了神),不会有好结果!”从他们的论述中,你看到,基督教思想领袖们的确把教会跟政府看成是一种竞争关系,他们当然是希望在解救人类苦难、面对生存风险挑战方面,教会和政府各有各的分工,井水不犯河水,而不是像西欧、北欧那样搞全能福利国家,结果是连穷人也不去教会了。

  当然,纽约大学Stasavage教授他们基于22个发达国家的研究,毕竟还是停留在相关性分析的层面。可是,政府福利和信教虔诚度的负相关性反映的是因果关系吗?到底是像印尼在亚洲经济危机后的经历一样,政府福利多之后导致人们信教的激励下降,还是信教虔诚度高的社会更会阻挡政府福利的推出呢?

  针对这个问题,Stasavage教授他们在第二项研究中进行了细致探讨(ThePoliticalEconomyofReligionandSocialInsuranceintheUnitedStates)。在这项研究里,他们考察美国48个州政府推出工伤保险福利的时间以及补偿金额,在1910年之前,美国基本没有政府福利,但是,从1910年开始,先是纽约州政府推出工伤保险,不仅负责受工伤工人的医疗费用,也补偿他因伤损失的工资收入,这是美国最早的社保计划之一;加州、新泽西、伊利诺伊、威斯康星、俄亥俄等州,在1911年推出工伤保险,而最晚推出工伤保险的是密西西比州,到1948年才立法推出,比较晚的州还有阿肯色,1939年才推出,以及佛罗里达州和南卡,1935年推出。

  有意思的是,各州推动工伤保险,不仅先后差距大,推出之后,提供的保障支出数目也是千差万别。在1910-1930年间,纽约州提供的工伤保障费平均是该州人均收入的2.18倍,也就是说,受伤后的收入比正常工人要高一倍多!道德风险应该不低。在美国各州中,纽约州的工伤福利最高。而最低的是差不多最晚才推出工伤保险的阿肯色州,就是克林顿总统出生的那个州,工伤保障费是当地人均收入的0.13倍,密西西比州的保障费是人均收入的0.23倍,受伤后的收入损失极大。其他各州的福利水平都介于阿肯色和纽约州之间。

  当然,如果你关心美国政治,从推出工伤福利的时间和保障水平上,你基本能判断各州的投票倾向:很早推出并且保障福利高的州,肯定是的基本盘,比如纽约州、加州,都偏向“大政府”;而很晚推出并且保障福利少的州,肯定是共和党的,都主张“小政府”。工伤保险显著提高工人应对工作风险的能力,避免工伤导致赤贫。在工伤保险立法之前,工人只有在法庭上证明上级失职才能获得雇主的赔偿,否则就只能自己承受后果。然而,庭审中上级往往把责任推到其他工人,或指责员工没有遵守工作流程。有了工伤保险后,雇主和员工分摊保费,并事先支付;发生事故后,工人不必证明上级失职,而是直接得到规定数额的赔偿。

  那么,为什么各州推出工伤保险的时间和保障额差别这么大呢?Stasavage教授他们的分析发现,最为关键的决定因素之一是每个州信教人口的占比:教徒占比越高的州,推出工伤保险的时间就越晚、工伤赔偿金额越低。很显然,宗教信仰强的州更会排挤政府福利,不希望大政府挤掉教会的保险作用,要保住教会的阵地。

  今天我们谈到的第一个要点是,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城市化和工业革命带来的人口大流动,到20世纪初的美国,绝大多数家族的成员都分散在不同地方,使家族有形无实。所以,家族内部的风险保障功能基本消失,美国人只能在金融市场、宗教和政府福利之间找答案。跟中国今天的情况类似。其次,虽然金融产品已经丰富、可以帮助解决多数风险挑战,但前提是个人要有足够高收入。对于低收入群体,还是只能依靠教会保险和政府福利。在中高收入群体不需要教会、也不需要政府福利的情况下,教会和政府的竞争就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上。第三,不管是基于美国的微观数据,还是基于22个发达国家的经历,教会势力强的社会倾向于阻挡福利国家的出现,至少会努力限制政府福利规模;而北欧、西欧的经历说明,政府福利强了之后,会减少公民信教的激励,导致教会势衰。

  看到教会跟福利国家之间的竞争之后,你了解到,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市场经济模式的强硬推动者不是学者,而是教会领袖们。从长远看,谁会在这场竞争中胜出,是教会还是福利国家?儒家家庭或金融市场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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